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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小说】 一个“老三届”的往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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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5-6 12:59:3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前言:

从1966年到1969年正在读高中或初中的各三届学生,被统称为“老三届”。这是“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”的一代新人,童年时候是有体验的,所经历的艰难困苦,我们这代新人都共同经受过。有人说:我们这一代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,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,改革开放的淘汰品。有个段子形容我们这一代人:长身体的时候,遇上了三年大饥荒;读书要上大学的时候,碰上了文化大革命;要找工作的时候,赶上了上山下乡;要结婚生子的时候,开始实行晚婚晚育;从乡下回来,安排进了小厂小企业;刚过中年,就不得不失业下岗。这的确也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。
一、
我叫李长勇,1949年出生,新中国的同龄人。我是六九年下放的知青,刚下乡时,弟弟才十岁,小妹妹也只有八岁。因父亲患矽肺病去世了,仅靠在矿里做小工的妈妈每月挣来的二十来元钱,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我下乡后,买油盐粮菜全靠自己挣钱来解决。那时,在农村一个强劳动力,一天的工资才九分钱,至于我这个半劳力就更低了。人,总得生存吧!俗话说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。要在山里生存,就只能打山的主意。
      有一天晚上,社员上山偷砍树木,连夜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卖,我犹豫一阵之后,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我跟着一伙人摸黑去上山偷砍树木,谁知刚砍倒树木,准备扛走时,被巡逻的林场工人发现了。为了逃避被抓,我在仓惶之中跌进了一个土坑里,当场昏死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苏醒过来发现右臂和右腿都受了伤,而且伤得很重。想喊,又怕招来林场的工人;想走,又疼痛难忍,更糟糕的是我迷失了方向。
       绝望之中,我哭了。哭过之后,还是摸黑慢慢地爬出土坑,也不管后果如何,瞎乱地顺着山腰上的一条小道爬去。后来,我爬到一个岩洞,发现里面有人,便爬进去求救。
       这家人共有祖孙四人,老公公见我伤重,听我讲明情况后,便同意留下我。然后,他用单方,找来草药为我治伤。
      半月后,我伤愈拜谢了他们回到队上,恰好遇上只有一面之交的陈晓光,我便告诉了这次"落难"的经过,陈晓光听了大为感动。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第二天,他和女朋友春梅托人买了两斤糖来,要我同他们一道去找那个老公公。
      当时,陈晓光是听我说:现在还有人住岩洞。又觉得这位老公公心地善良,应该好好感谢他,所以要我带他二人一起去看望老公公。
      到了岩洞,陈晓光发现岩洞既矮又黑,洞内既无床又无什么家俱,而是谷草铺地作床、三块石头垒在洞口作灶煮吃的便是一个家。看见这祖孙四人衣服褛烂、简直不能遮羞,更为他们能救人而感动。又闻知这位老公公是烈属,儿子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,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的补贴。顿时,全身血液沸腾起来。
      我和陈晓光、春梅告辞了老公公回来后。马上安排几个知青分别串连了二十多个当地的和外地的知青,各自准备三天的口粮,第三天在山下集合,准备搞一次"献光和热行动"。
       第三天,我们二十多个知青由陈晓光指挥,当天就找了一块向阳坡地,平整出一块屋基来。晚上,又集体行动,上山砍了几十根树扛下山来。第二天,便分别做出椽子、桷子、房梁。与此同时,另一拨知青则挑土筑墙,三天就建成了一个有三间正房、一个偏屋的土墙房子。第四天,椽子上了、桷子也钉好了,却发现没有瓦。正当大家发愁时,一个社员说:“一个公社干部刚收到一汽车别人进贡的新瓦,可以去借啊!"当天晚上,我们便偷偷地把大队的手扶拖拉机开出来驶往那个公社干部家,先威胁要告发他受贿。然后,又劝他"行善"当一回〝雷锋〞,好说歹说,他最后同意送我们一万块瓦。于是,把那一万多块瓦由拖拉机跑了三趟拖回来,当晚就盖上了。第五天,便请那家烈属祖孙四人搬进了新居。
       然后,陈晓光叫大家分别回去后不许声张,由他一人背着被子到县公安局自首投案,承担了一切责任。
       由于这次违法行动帮的是烈属,又加上中央对知青陈晓光的来信作了批示:要对知青照顾、宽容,又因不少贫下中农知道这事后,纷纷联名向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宽大陈晓光,最后县革委下令公安局无罪释放了陈晓光。
      正是这段经历,我和陈晓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而陈晓光因为这事,在全县知青中名声大震,成了知青们崇拜的偶像。
      几年以后,也就是七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。我趁着刚下了一场雨后的空闲,挑着一担刚分到手的谷子,沿着山间小路不顾路滑回家。
     下过雨后的山间小路,很不好走,当我费力地爬上陡沟子,正想歇口气时,突然,看见前面有个人跌了一跤,并滚下了山下的河里。也许是那人被意外的一跤摔晕了或是他根本就不会游泳,只见他落进水后往上窜了窜,就叽哩咕噜地沉入了水底。
      我看见那人沉入了水后,才回过神来,不顾一切地冲过去,一个鱼鹰入水跳进河里,几下冲刺游到那人沉水的地方。我迅速地换了口气,扎进河底,睁眼一看,见那人还在挣扎,潜到他背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,回身拖起浮上水面。当我把那人拖上岸,为他倒了水,又做了人工呼吸。见他有了呼吸后,我才发现自己挂着了河底的树桩、手臂上裂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,血正不断地流了出来。
      那人苏醒后,能说话了,我因伤口流血过多,加上伤口浸了水而痛得我说不出话。
      我包扎好了伤口,谢绝了他要帮我挑谷子的要求,咬着牙把谷子挑回了家。
      事后那人打听到我的姓名,马上在全公社乃至全区、全县进行宣传。于是,我这个舍己救人不留姓名的老知青被招了工。到地区学习半年后,七三年五月初被分配到我原来当知青的公社,当一名人保组(人民保卫组)的办事员,也就是现在的乡公安员之类。
二、
我到公社后,先到黄秘书那里报了到,然后由他带我去顶头上司、公社革委会付主任、公社武装部长兼人保组长张建国,就是我从河里救起来的人。
      张建国见我和黄秘书闯了进来,听明了来意后,马上亲热地拉着我和他坐在一起,同时招呼黄秘书也坐下来。黄秘书客气地谢绝了,便退了出去。我本想也告辞,因为手被张建国抓住的,只好留了下来。在座的都是些大队干部,这顿酒也相当不错,有白砍鸡、红烧鸡、小煎鸡、清蒸鸡,酒是市上难见的四特酒。硬是高级哟!因为这种档次就是县里招待贵宾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      学习半年才吃过两次肉的我,眼前有好酒好肉,我岂能无动于衷。于是,我不客气地投入了他们的"战斗"。
      酒过三巡,张建国拍了拍我,一边打着嗝一边说:"李长勇,你认不认识陈晓光?"他见我点了点头后又说:"陈晓光这个混蛋,忘记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,配合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,和知青们勾结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,掀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,妄想搞反革命复辟!"
      他见我听得莫名其妙也没吭声,端起酒大喝了一口后,又对我说:"李长勇同志呀!尽管你救过我的命,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呀,现在你是专职保卫人员了,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啊!"
      张建国见我还是茫然地盯着他没开口,猛地才想起什么似的,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,又抓起一根鸡腿,一边啃一边对我说:"最近,陈晓光一伙直接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反扑,我决定对他们立案侦察。经过我的考虑,决定由你来办这个案子。一来是对你的信任,二来也是对你的考验!这回呀,不把这个混蛋弄进牢房决不收兵!"
      说完,他从身上摸出一叠纸递给我。原来是一份写给公社革委会的报告。
      这个报告的全文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,我背给你们听听:尊敬的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: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!
      尊敬的公社革命委员会:
      我们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,狠割资本主义的尾巴,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!共没收了六十三只鸡、七条猪。三个富农跪了十几个小时的高板凳、两个地主跪了三天,硬是把他们打倒在地,还踏上了一只脚,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!这些证明我们大队的革命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,而且会越来越好!
      但是,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的,总想翻天。五月五日晚上,我们关在大队部保管室的鸡竟一下被盗了二十只!
      经查明:是田村大队的知青陈晓光一伙干的。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,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,我们特向您们报告,强烈要求公社革命委员会、人保组迅速把盗贼捉拿归案!坚决的、彻底的把阶级敌人斗倒!斗垮!永世不得翻身!
       白鹭大队革命委员会。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。
       这不是我夸张,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的。不过,我当时看了却笑不出来!
      作为一个做了几年的知青、好不容易成了小小的办事员,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,深知这是件非常棘手的差事。
      当然,如果抹黑良心照张建国的旨意去办,就不会冒半点风险。可是,我毕竟是从农村基层出来的,又最清楚知青的内幕。更主要的是这件事牵扯着我最敬佩的陈晓光,该怎么办呢。
      我借口要好好研究这份报告,回到宿舍后,辗转反侧,失眠了一夜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。最后抱定拖延战术,慢慢的、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来办这个案子。
       尽管如此,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轰动全县、全地区、甚至全省的旋涡中去了。
  三、
  第二天,我拿着介绍信就往白鹭大队走,准备先按办案程序干,首先调查出事地点,然后再采取对策。
      我找到白鹭大队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刘建民家时,已是午后一点过了。我刚想进院,看见一条大黄狗又叫又蹦,便只好大声地问起来。
       "刘支书在家吗?"
       "哪个找?你是干什么的?"
       "我是公社人保组的,来搞调查的。"
      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汉,一边用指甲挑剔着牙缝里的肉渣、一边不耐烦地走到我面前,斜着眼看了我一遍,便向我伸出他那黑黑的却又糊满了油腻的手掌,示意我拿介绍信给他看。
      我心里讨厌他这只令人反胃的手,却又不得不把介绍信放在他这只手上。他眯着眼睛看了看介绍信,又朝我身后望了望。走,进屋再说。他一边小声的、不满的自语着,一边转身开门叫我进去。
       刚一进屋,我便被迎面扑来的气味呛得差点回不过气来。
       原来,屋里坐了满满的一桌人。有的在划拳,有的在说笑,有的在啃骨头,有的在抽烟,有的在喝酒。由于门是关着的,那烟味、谷酒味、肉香味、煤油灯味和肉汁味充斥着屋内的空间,真是五味俱全!
       正当我想转身出屋去换口气时,只见坐在正中上第八位的一个络腮胡叫住了我。
       "哟!这么快就来啦?好,进山打鸟--见者有份!你也来几口嘛!"
       我这下才认清这个人,昨天晚上在张建国的房间里和我打过招呼。他见我没开腔,就自我介绍。
       "我就是刘建民。同志们,这位公社来的领导同志是公社张建国主任的救命恩人。是专门来调查我们大队被盗的二十只鸡的事。长勇同志,这些都是我们大队的队干部,今天聚在这里一边喝酒,一边研究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,也算是一个团结的大会、胜利的大会啰!"
       "主任,我们掉的十二只鸡,怎么变成了二十只呢?"那个在门口接我的大汉插话问他。
       "你少喝点马尿,先丢的十二只,后来又丢了八只,一共就是二十只么!"
       刘建民骂了几句话后,又忙着向我招手,要我上桌和他们一起吃。
       这时,我才发现桌上摆的全是鸡。那脸盆里装的是豆瓣鸡、瓦罐里装的是红烧鸡、斗碗里装的是凉拌鸡。谷酒是由一个瓦罐装的,闻那味道就知道是谷酒,因为谷酒味太浓了。
      看到这副情景,又想到昨晚在张建国房间里的情况,我心里明白了个大概,便开了腔。
      "刘支书既然鸡被盗了,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被盗现场啥吧。"
      "好啊!我陪你去。喂,大家边吃边谈,一定要把下一步的战斗方案扯出来,我们好再接再厉。"他一边招呼大家,一边和我走出这乌烟瘴气的"战场"。
      在去大队保管室的路上,刘建民亲热地拍着我的肩头,亲热地说:
      "长勇同志,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,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等会儿回来也弄两只鸡回去,鸡弄凉拌阉鸡弄红烧,你要哪种只管开口。"
       我听了好气又好笑,摇了摇头算作回答。
       到大队保管室一看,原来这些"战利品"全关在里面。后窗确实被人撬过,现在已用土砖补上了。整个现场根本无法找到线索,只能凭刘建民的"口头材料"了。
      看到这里,我便告辞了刘建民,往陈晓光所在的田村大队走去,想直接找他们摸个底。
      谁知走去没看着人。四处打听后,有人说:看见他和春梅下午翻山到工农大队去了。我想到工农大队有个知青叫李东升的是陈晓光的老同学,便马上往工农大队赶去。
       刚到李东升住的知青屋门口,看见我的同学余文友,挑着水桶出门去挑水。他看见了我便高兴地招呼,我和他一起去挑水。
       "嗨!你硬是大年三十脚净脚--有吃运!今晚我们喝酒你就来了,走,挑水去!"
      由于那时的知青爱串门,也爱一起喝酒,叫做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。我二话没说便和余文友一块儿去挑水。
      在挑水回来的路上,余文友知道了我近来的情况(我没说这次来是搞调查的),也知道了鸡是他和李东升去白鹭大队的知青那里串门,在回来时顺便去跳的"丰收舞"。这就是说偷鸡完全和陈晓光无关。同时,知道了鸡一共是十二只,送还了被没收鸡的主人共五只,有七只找不到主人便准备喝酒"消化"掉。
      挑水后,没一会儿功夫鸡就上桌了。陈晓光招呼大家就坐后,这时天已完全黑了。我这时见春梅不在,问陈晓光,才知道她经常去做鞋子的王大娘那儿了。陈晓光叫大家边吃边等吧。于是,大家开始了吃鸡。
      我这下才发现一大罐全是鸡,而作料除了辣椒便是蒜苗。而酒却是糯米酒。
      我想到二十四小时内我就碰到三个地方吃鸡,而三个地方档次不同,酒也不同,便笑了。
      余文友问我笑什么,我便把想说得说了出来。李东升却说:"这有什么好笑的?公社头头儿喝四特酒,因为手里有权;大队干部喝谷酒,因为开得到后门;我们喝糯米酒,是因为我们最低贱。"余文友却说:"张建国是个坏杂种!文革前只是个团支部书记,文革开始,今天斗这个,明天揭发那个,几下就混进公社还当起头头来了!现在王民富主任住院治病了,公社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了!"李东升说:"长勇,你去年根本不该救他!他整社员、斗老干部、调戏女知青、吃香喝辣无恶不作!"我苦笑着说:"我救了他还不知道他是谁呢。再说,那种情况下就是你也可能会救的。"余文友又说:"张建国吃社员的肉、喝社员的血,终究不得好死!"陈晓光一直没开腔,只是闷头喝酒、吃鸡。这时他见大家越说越气愤,才用筷子敲敲碗,见大家不开腔了才说:"如果这回邓老总又被他们弄下来翻不了稍,那才该这些龟儿子猖狂啰!"
       我们想到自〝四、五〞事件后,不少人纷纷抓进牢房,其形势比文革高潮时乱抓人还要严重,便都不开腔了。
       "小丑欺天太猖狂,明枪暗箭害忠良。伟人虽去英灵在,看尔鼠辈命不长!"陈晓光低声吟起了诗。
       我这个酷爱文学的人听见这诗不错,忙问是谁写的,陈晓光告诉我这是著名军人作家魏巍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写的。我便向他打听,他最近回了一趟城、参加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,抄到有好诗回来没有。没想到李东升怪我说:“小心打烂饭碗,现在正在清理天安门诗抄的事,上面已把天安门诗抄定为反革命宣传了”。
       陈晓光重重地把酒碗往桌上一放,气愤地说:"他妈的,现在这个世上还有没有公理啊!"
      正在这时,春梅推门进来说:"王大娘突然肚子痛得厉害,队上的赤脚医生想尽了办法,也没法止住疼痛,看来只有去医院抢救。"
       这下,大家竟一时愣住了。
       还是陈晓光先回过神来,他放下筷子说:"李东升把这摊子收好,回来再吃!肖志友,我们去找一副担架,长勇扎火把,春梅先去王大娘家,然后准备好了就抬人去医院。"
      于是,我们立即行动起来。谁知却由此拉开了悲剧的帷幕。
   四、
  刚抬上王大娘时,余文友笑我现在是公社干部了,可以"脱产"了,就在一旁照火把算了。于是,我便赌气第一个抬,并抢着走前面。
      为了要表现我的劳力不减当年,一上路便迈着大步走。这样,步子便和陈晓光的步子既不协调又使滑杆产生了摇摆。
      因为抬后面的陈晓光眼睛有点近视,加上比我矮,相应的步子便没有我大步,所以他小溜了几步差点滑倒。
      还是余文友提醒了我,叫我别逞能,要真正劳力好可以一个人背,他们干脆休息了。
      我赶快调整了步伐,和陈晓光协调起来。
      五月的山区夜晚,实际上是农历的月底,下弦月基本上已失去了光彩。虽然去医院的山路我们已很熟悉,但在晚上抬着人,这高一步低一步的山路上行走,而使被抬人不受颤抖,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。
      开始李东升和余文友一前一后地照着火把并扶持着滑杆,但一遇上窄路就不好办了。由于光亮闪烁、忽暗忽亮,我感到后面的陈晓光连着闪动了几下,便叫李东升去照后面。
      谁知,我一旦没有火把照路,没走几十公尺,便扭起了"秧歌步"。
      毕竟近一年没干体力活了。俗话说三天肩头四天脚,几天不练叫脑火。何况是在黑夜抬病人,情况就更不好了。
      刚走不到两华里,我便开始感到肩头越来越沉,而脚步也不那么走得有规律了。再往前走,更是勇气有余而力气不足了。我表面上没吭气,但那摇摆的腰杆和不听使唤而乱了分寸的脚步,便使我现了原形,和陈晓光开始了前拉后扯左右摇摆起来了。
       在山路上抬过病人的人都知道,抬人比抬东西要难得多,而抬前面的又比抬后面的难得多。
      抬东西颠抖几下不要紧,抬病人却不行。抬人时上坡和下坡时前面的要尽量抬高点或者后面降低点,其目的是使被抬的病人在滑杆上能尽量保持平衡,而抬东西就不必如此。
      由于力气不足,遇到上坡和下坡,这些要领便无法进行了,因为我能稳住不倒已经不错了。
      "李东升,去把长勇换下来,让他来照火把!"陈晓光早已发现了我不行了,便叫李东升把我换下来。
      李东升一下把我换下来,顺手将火把递给我,这时我也不好再充好汉了。
      此时余文友见状去换陈晓光,陈晓光却不同意,坚持着抬并催大家抓紧赶路。
      又往前走了两里路,余文友换下了李东升,而陈晓光却仍然不同意我换他。尽管此时他已经大汗直流了,却步法一点也没有乱。后来我又换下了余文友,陈晓光还是不让换。
       一直到公社医院,我们三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搭前面,而后面的陈晓光却一直没让人换。
       当我们把王大娘抬到公社医院时,已是深夜十二点了。好不容易叫起了医生,他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后,便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叫我们抬到矿山医院去。他说王大娘的病相当严重,只有矿山医院才能救治。
      说完他开了一张条子给我们作为介绍信,便催我们抬走。我们刚抬出公社医院大门,那个医生就迫不及待地把门关上了。
      公社医院到矿山医院有一公里路,到了那里后,恰赶上医生交接班。等医生交接班完毕后,医生见是公社医院转来的病人便想不理了。陈晓光见状忙说:"王大娘是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干部,你们工人阶级老大哥不讲阶级感情啦?如果这事让我们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知道了,事情就不好办哟!"
      那个医生听了忙说:"我又没说不医嘛,只是她的病可能是绞肠莎,要住院观察治疗,看动不动手术。"
      于是,那医生安排王大娘住了院,并叫人留下护理。
      我们决定由王大娘的女儿留下来护理,但她们的伙食就得在医院搭伙了。由于走得匆忙,王大娘和她女儿身上都没有带上钱和粮票。再说,就是要带,可能也拿不出多少钱来。
      陈晓光见了马上叫大家搞捐献,可是大家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,才凑够了八元三角三分钱和一斤七两粮票。
      怎么办呢,这点钱粮肯定是不够的,更别说交住院费和医疗费了。
      还是陈晓光有主意,他问李东升还有几只鸡没吃?李东升说:“还有五只”。陈晓光一边抹下手腕上的手表一边说:"余文友和李东升今晚回去把那五只鸡清洗干净,交给王大爷叫他拿卖了,给王大娘治病。我的这块手表由长勇,明天交给钟表店看能担多少钱,然后想法卖掉,作王大娘的生活费。我和春梅明天要到公社去办她的顶替手续,她父亲退休了,要春梅回去顶替。好了,各自分头进行。明天晚上在这里见面。"
      说完,陈晓光叫李东升把钱、粮票交给王大娘的女儿小琴,大家就分手了。
      出医院时,陈晓光脱下衣服摸了一下肩头,发现手上有血迹。我走近一看,见陈晓光的肩头已被担架压破了皮,又红又肿,有的地方还浸出了血。我埋怨陈晓光不该坚持一人抬,他却不在意地拍着我的背说:"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?"随便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       这时发现陈晓光交给我的那块表,是他父亲给他的英纳格手表,也是他家唯一的最值钱的财产,便要把表退给他,说我去另想办法。
      陈晓光挡住我的手说:"你才参加工作,家里弟妹一群,经济上并不宽裕。还是把表卖了,别给你家中增加负担了!哎!这几年一般的家庭要是有个知青也真不容易啊!"
      我想到陈晓光这样的好哥们,还有人要整他,而他却处处想着别人,禁不住热泪一下涌出了眼眶。幸好是在暗处,要不然陈晓光又要笑我这个书呆子又在冒酸水了!
      我回家把王大娘住院的事告诉了妈妈,还叫妈妈天亮后给王大娘母女俩送点吃的,然后倒下一觉睡到下午五点钟。
      因为,我确实累坏了!
      我被妈妈叫醒后,匆匆地吃了点东西。然后,我拿上妈妈借到的五十元钱,赶到矿山医院。我把钱交给小琴后,才知道今天下午除了王大爷把卖鸡的二十元钱送来外,陈晓光、李东升、余文友、春梅等四人都没来过。
      我等到医生们开始换班了,还是没见他们来医院,便告别了王大娘和小琴,回到了公社。
      到公社时,正赶上公社开晚饭。我到食堂去看有没有红烧肉卖,想为王大娘端点肉去。结果食堂除了卖饭外只有青菜和白菜,正准备回家。这时,张建国走进了食堂,发现了我,便叫我过去。他对我说:"这是公社开的条子,你凭这条子端三份饭菜给今天拘押的那三个人送去。同时转告民兵小分队的人,要加强警戒,出了问题拿他们是问。"
      我接过条子一看,上面写着三份丙等饭菜,帐记在公社招待项目上,后面盖了个公章。
      我拿着那张条子找到厨房里的大师傅,按三人九两三角钱的菜分成三个碗装好。在他的指点下,找到公社后院原来堆杂物的厕所旁的一间小屋,就是现在的临时拘押室,把饭菜送去。
      走近拘押室叫执勤民兵打开门后,我端着饭菜走了进去。突然,面前这几个熟悉的人使我禁不住大吃一惊,我差点把手里端的饭菜掉在地上。
      原来,这三个被拘押者竟是陈晓光、春梅和李东升他们三人!
      我忙问陈晓光:"出什么事了,你们怎么会关在这里?"
      陈晓光没开腔,李东升却不满地说:"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就被关起来了!难道说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也错啦?"
      陈晓光见我一副茫然的神情,便平静地说:"王大娘的事就拜托你了。你走吧,没什么大不了的事,充其量吃几天不要钱的饭罢了!"
       我拿出表递给他说:"手表没卖,我妈去借了些钱已交给小琴了。"
       陈晓光一把挡住我,把表又递了回来说:"表还是请你拿去卖了,你能帮忙就不错了,哪要你跑路又垫钱呢!?"说完,陈晓光把我推了出来,并顺手关上了拘押室的门。
      我回到办公室,正想找个人问个究竟时,黄秘书走了进来。我估计他一定知道情况,因为他整天在公社办公室很少离开过,便忙泡了一杯茶,请他坐一会儿,又拿出为了报到要表示下礼节,而请人帮我买的"飞马"香烟,甩了一包给他,请他讲讲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,陈晓光他们又是怎么被拘押起来了。
       也许我当时是公社人保组的办事员、也算个公社干部吧,黄秘书便把他知道的、看到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我,我的心情马上沉重起来。
    五、
   在江南公社和附近几个厂矿的集市贸易中心,每到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的逢场日,这里就分外的热闹。
       离镇不足一华里的矿山革委会有一个副主任,靠造反起家,掌权后便常常整了这个又整那个。他不论在厂里,县里、地区、省上都有几个哥儿们掌权,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。
      他有一个儿子、名义上曾上山下乡当了几天知青,不到半年,便成为又红又专的好后代,而实际上没到生产队出过一天工的"优秀知青",被招工回厂当了工人,并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干部。由于他比他老子更加飞扬跋扈、胡作非为,大家就送了个绰号给他,叫他"老大"。
        这江南公社的逢场恰好是星期日,所以比平时更热闹些。这天,来赶场的除了村民和其他人外,很多工人也趁星期天休息来赶场。
       老大一伙平日在厂里就是上班不干活,专门寻乐的。下班后,到处惹事生非混日子。这天,他带着一伙弟兄们来"赶场"凑热闹、找刺激。
       当老大一伙来到菜市场门口时,见一个农村姑娘,不但人长得漂亮,而且还穿着一套草绿色的涤轮料子(俗称的确良)的军装,站在一担花生旁叫卖,便一窝蜂地围上前去,摆成龙门阵。
      那几年,人们穿得是灰兰二色并式样单一的服装,对于穿军装便是一种时髦。到七六年时,部队上的着装全部换成了涤轮料子,既新鲜又好看。至于女军装,身材好点的姑娘穿上,更不亚于现在的时装模特儿了。
      这个姑娘家里可能有人当兵,所以才会有这时髦的涤良女军装。
      "你这花生好鲜哟!味道一定不错吧?"
      "这花生鲜哪有我们这个妹子鲜呢?!我们妹子穿上这套军装呀,味道就更鲜啰!"
      "哟,妹子这套军装的腰翘才小哟,真正是个美人腰呀!"
       几个家伙一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调逗姑娘,一边动手动脚地摸姑娘的身上。
       这姑娘又羞又气,拿起称杆便打老大正伸向她胸前的手,口里骂了起来。
       "哟!小妹没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,怎么要打人呢?我们拥军,你也要爱民啊!"
       "你怎么不回去爱你的妹妹?你以为我们农家妹子好欺侮,我就要你尝尝钢铁长城的味道!"
       说着,这个姑娘再次打了一下老大那只讨厌的手。
       这下老大挨痛了,一声口哨,几个兄弟伙一拥而上,假装拉架,趁机在姑娘身上乱摸乱捏。姑娘招架不住,便哭了起来。
       旁边的人认识老大是个惹不起的角色,敢怒不敢言。
       恰在这时,陈晓光、春梅、李东升三个人碰见了这个情景,不由得怒从心中起、威从胆边生。抓过那老大便打。春梅趁机把姑娘护住,拉向一旁。
       众人见有人带头打抱不平,便一窝蜂上去,把老大一伙打得躺在地上求饶。
       这时,在市场上巡逻的民兵小分队来了,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,把老大一伙押进了公社革委会。陈晓光他们三个和那个姑娘作为证人并同几个农民一起也到了公社。
       当时是张建国接待的,黄秘书作的询问记录。等都问完后,张建国进里屋去打了个电话。
       一会儿,张建国出来向大家如作报告般说道:"贫下中农同志们!工人阶级老大哥们!当前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时刻,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斗争的大方向,警惕阶级敌人转移目标,挑起群众斗群众!我们一定要注意工农团结!一定要搞好工农团结!现在,你们可以回去安心地抓革命,促生产。相信我们革命委员会、相信我会处理好这件事!" 
六、
  想到这些往事,我感觉自己还是很幸运的。比起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,因染病或者武斗,在斗争中不幸死亡的同学来说是幸运的。后来,于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,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其后努力工作三十余年,在教育工作上也取得了人们认可的可喜的成绩。有同学说:“在当年胡捕滥杀的情况下,你能活下来,就算很不错的了。又得以做起教师,那就很不简单了”。在教师岗位上,居然能创立一项人们广泛认可的新的教学方法,那真的是很了不起呀。有的同学慨叹说,在经历了人生劫难之后,能取得如此卓著的业绩,此生足以自豪矣!很多同学都为之而高兴,称赞我为“老三届”同学争了光,并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      我在乡下当知青的几年,成了一个辛苦而不麻木的新型“润土”。当地很多贫下中农评价说: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勤快的人。我认为,几亿农民能够过得生活,我同样也能够过。看到田间陇野原色四时的变换,有时会思索社会与历史的更替:由瓜菜价格的起落沉浮,切身体验到农民“多收三五斗”的辛酸和苦涩。落到社会的最底层,没有消极沉沦。我们在苦难中学习,能够锻炼我们的筋骨和体魄。
      诸多的苦难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,怪不得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叫作“十年浩劫”。现在看来,这场“浩劫”也相当于2008年“5.12”四川汶川大地震。它本身就是一场波及整个社会的大地震,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,文化大革命居然发生了,我们的故事就有了现在这么一个版本。
      当年,有的评论家曾经说过:遭受文化大革命祸害最悲壮、最惨烈、最长久的民众群体,莫过于“老三届”这些青少年学生了。这一批曾被捧为“革命小将”、“毛主席的红卫兵”。有的评论家说到:被错划的“右派”,后来得到“摘帽”了;被打倒的老干部,后来得到平反了;在文革中被处理的大学生,后来也安排工作了;他们总算恢复了名义,工龄照算,工资补发,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应有的补偿。可对“老三届”这些青少年学生,有谁替他们说过公道话?有谁给过他们公正的评价?更别提什么政治或经济的补偿了。文革的痛苦经历,成为影响这一代青少年学生们一生中挥之不去、讳莫如深的幽灵。文化大革命的错误,为什么非得让“老三届”以及他们的后代,背负着沉重的枷锁。
      风依然在吹,水依然在流,时光依然在流逝。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,时间过去50多年了。当年青春年少、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都已年届花甲。岁月催人老,时间也在使人遗忘。虽然文革早已过去,但不应当被遗忘。只有不遗忘,才能避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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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5-6 16:31:42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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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待抽空拜读。就此给起伦先生请安,并祝写作愉快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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